Lu Xun 

政治與學術之間

信報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　

現代政治學對「政治」的定義有上百個，但在香港流行的定義郤似乎只有一個，那就是「政治是妥協的藝術」。

德國大社會學家韋伯曾經在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」一文中，給政治家的處境，作過這樣的描述。他說：「誰要探索如何使自己的靈魂解脫，他人的靈魂得救，他不會在政治這條道上探索，因為政治有全然不同的任務－只能用暴力來解決的任務。」正因為韋伯認為政治活動最根本本質是用暴力來解決的問題，他陷入了一個難解的困惑，那就是政治和倫理的兩難。而身陷這種兩難境地的韋伯，提出了「信念倫理」和「責任倫理」這個二分法，以便疏解政治家的矛盾。

他認為信念倫理是一股一往無前的勇氣所驅使的道德感，但政治家不能單憑信念，而只能腳踏實地地衡量一切行動所帶來的各種後果，於是他所能秉持的，只能是「責任倫理」。也即是說，既要有「熱情」，也要有「責任感」和「判斷力」。「熱情是獻身於一項事業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，「責任就是在將政治當作一項志業時，重要的行動指南」，「判斷力就是沉靜地面對現實的能力，也就是對事對人的距離」。

「責任倫理」之說，可說是韋伯思想的精華，韋伯對狂熱信念以及那些單憑狂熱信念而投身政治之徒的貶抑，更是日後不少人大肆攻擊「政治極端主義」的口實。然而，「責任倫理」是否就等於妥協的藝術」呢？

在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」一文的另一些地方，我們看到了以下的論斷：「如果說行動應當有精神支柱的話，那麼「為某項事業服務」這樣的思想是絲毫少不得的。政治家為之追求權力、運用權力的事業該是什麼樣子，這是信仰問題。他可以為民族或為人類……為進步……為理念……或為日常生活的具體目標－不管是什麼，總要有一種信念。」「何處是政治得以棲身的道義場所？當然，最終必須在互相衝突的深刻的世界觀中進行選擇。」

韋伯強調了信念對政治的重要，最後更強調是選擇，說明了政治和政治家的深刻困惑，是來源自信念和現實的矛盾，以及信念和信念之間的矛盾。不幸的是，往後的政治和政治學，郤往往偏重了第一種矛盾，完全忘記了第二種矛盾。及至今日，我們的政治人物、政治學人物，瑯瑯上口的，竟然只是「政治等於妥協」。

如果說現實不可以避免的要剪裁信念，令信念符合現實，這還有一個道理，至少信念的持有者，仍然可以堅持信念，仍然得到敬重。但更不幸的是，當今之世，「現實」反已成了另一柄尚方寶劍，不但要令諸信念按它的樣子來剪裁，「現實」更成了最終和最高的審判者。政治家的標準，竟有人認為是要按能否認識「現實」來定奪，而政治家所做的，就僅僅是按「現實」有「技巧」、有「藝術」的行事。

政治變成了如何「認識」「現實」，而認識「現實」，和「現實」打交道又需要「技巧」，於是乎，政治家的任務端在於有沒有這種「認識現實的技巧」，甚至如一些人所云，在乎有沒有這種「資格」。政治等於政治「智慧」，等於「溝通技巧。中國人老愛談比較人的政治「眼光」和政治「遠見」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它就是判斷誰站在了進步－人民這一邊(也就是擁護中共現政權的路線)，還是站在反動派那一邊的標準。政治的問題，變成了「認識論」的問題。

知識分子角色突出

政治是「體會」、「學習」、「認識」的事情，四人幫時期是體會毛主席的遠大革命眼光，今日變成認識「國情」，認識百分之七耕地養活百分之二十世界人口的「不簡單的現實」，「認識」一國兩制的奧妙，「學習」基本法。政治對於中國人來說，是「曉不曉得」的事，絻不可能是你相信什麼，抱什麼信念的事。由於政治已變成學習和認識，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更為突出，知識分子作為聖旨和神諭的先知，站在講台上，就成了領袖的化身。學術的問題，再已不是如何幫助人面對在相衝突的諸般價值作出抉擇的問題，而僅僅是指出「現實」、「揣摩現實後的報告」，因為知識分子忙爻去做的，是要當個時代的「先知」。

在學術和學者職責的問題，韋伯在另一篇「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」的文章中，恰恰又指出了學術為政治所吸納和駕馭後的困境，這種困境可以是學者過分地熱衷參與政治，「利用學生為了前程只得去聽課，沒有批判反對自己的人生在場的局面……用個人的政治觀點來塑造學生」，也可以是一個在當今巳脫魅(disenchanted)的科技主宰世界下，青年學生想「在教授身上尋找不同於站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人的東西－他們要的是一位領袖，而不是一位教師」這趨向所造。可是在我們中間，學人的角色往往是一種更壞的情況，因為我們的學者不但不是去灌輸自己的政治價值觀，而是在討論政治的時候，力圖排拆價值、迴避選擇，倒是去依仗「現實」，狐假虎威。

韋伯對於中國的教師的看法是，「他首要任務就是，教他的學生承認不愉快的事實，也即是不符合自己的立場觀點」。因為只有這樣，他才可以迫使人「說明自己所作所為的最終極意義」，而釐清這種由相衝突的諸種終極意義所帶來的，便是了解到人「作出抉擇的必要性」。今日的學者，特別是那些關心政治的學者，所欠的可能是讓人面對不愉快事實的勇氣，和作出抉擇的必要。韋伯云：「事實上任何行動，特別是政治行動都有悲劇的成分。」我們要的是「認識現實」的歡悅，還是在悲劇前面作抉擇的勇氣呢？

只掉這星 不掉那星？

信報
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「東邊一顆小星星，
西邊一顆小星星，
一顆星，忽然掉了下來。
為什麼——
只掉這星，不掉那星？」(抄襲自阿B某電影)

阿B和周星馳一樣，被視為「無厘頭」文化的代表。不過，沒有「無厘頭」的世界，就絕對沒有靠「無厘頭」揚名的「星爺」出現。政治──就是一個愈來愈變得令人摸不著頭腦的世界。不過，這裡所講的政治，既包括由政治人物所鋪搭的「政壇」，也包括一切由政治的眼光所觸及，所融化掉的一切。箇中當然包括日月山川，星辰宇宙。近日，中國一枚衛星「掉返」地球的事件，就是這樣一件莫名其妙被「政治化」的事件，想不到阿B當日神來之筆的一首歪詩，竟成今日政壇讖語。

今日科技昌明，穿梭機上太空幾乎已不是新聞，何況小小的無人駕駛衛星上天。倒反是衛星掉回地面，卻會受到報道和關注。原因很簡單，衛星上天所代表的科技自豪感，在西方先進國家已漸淡化，西方可以自誇的科技項目，其實還有更多。而更重要的是，科技文明所帶來的惡果，才是今日人們更關注的問題。環保意識日漸濃厚，滿天衛星的世界，並不再那麼值得無限崇拜。相反地，「太空垃圾」的問題，正在日益突顯。中國掉衛星成為新聞，其背景正在於此。

可是在中國，事情卻非這樣。當年在文革時代，中國發射了自已的第一枚人造衛星，在外太空播放「東方紅」，被大肆吹捧為「毛主席革命路線」的勝利，是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取得光輝成就的明證。舉國上下，大肆宣傳學習，就是要證明「中國人民」「有志氣'有能力，在不遠的將來，追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」。今日，衛星不是用來傳播「東方紅」，但卻仍然要用來證明「中國人民」的「志氣」和「能力」。更重要的，就是證明「開放改革路線」的成功。政治路線和科技成就，無論在毛時代還是鄧時代，都是這樣牢牢的被連繫在一起。

不過改變了的是，當年在鋪天蓋地的「革命路線」薰陶下的廣大中國人民，會誤以為中國的第一枚衛星便是世界的第一枚衛星，甚至美國已有人上月球，他們還不讓知道(見羅孚的回憶)。今日在漫天星星的事實面前，中國卻變得特別虛怯。衛星掉了下來，原因還未查明，這本來是件小事。美國近日探測火星的太空船，一去不返，音訊全無，十億美元花掉了也沒有可知原因。可是有些中國人卻寧可相信，衛星掉下也只是捏造出來的事實。掉下的不是我們的星，是他們的星。他們至少還要堅持，那已經實質上廢掉了的衛星，還會在原軌道上運行半年。力氣這麼大，似乎就是要證明，中國的航天科技，仍然有一百多日，來向世人證明它還有「志氣」。

漫天衛星，美國憑什麼說掉下來的是「我們的」？中國的航天部人員這樣說。香港這邊以為搖筆桿可以搖出火箭來的辯護士，就火箭地找出理由，說事情「極不尋常」，似乎別有用心，是繼破壞北京申辦奧運權之後，以及銀河號美國出醜的事件後，美國方面的惡意報復，中傷中國的科技能力，以圖打擊中國在衛星市場上的競爭力。

跟七十年代不一樣，當年的太空「東方紅」歌聲唱了十多小時便要收聲，這是昭昭天下的事，今日「偉大祖國」背靠繁星點點的茫茫宇宙，卻不見得好交代得多。億萬對航天科技不甚了了的蟻民，遙望星際，只有相信掉下的是「那星」，不是我們的「這星」，我們的民族自尊自豪就不會喪掉。星星伴我心，我們的偉大等於星空的偉大，反正真正是誰掉下來，都沒有什麼真憑實據。

衛星引發的阿Q精神

我們曾相信，科技是關乎事實的事。伽利略當年證明「自由落體定律」，就要跑上比薩斜塔，同時拋下兩個重量不同的小球，互相比較。可是，今日星星掉了下來，在生花妙筆，「自由推想定律」，泛政治化的思維邏輯底下，卻會給用來「證明」十萬八千里外的事情，例如帝國主義亡華之不死，西方妒忌中國強大之類的命題，繼續要科技文化為政治路線服務。

科技與文化，文化與政治，原來就是這樣一種奇怪的綜合症候群，一顆小小衛星原來具這麼複雜的文化與政治意義。在專家的術語和數字面前，只能木然以對的百姓，只好當聽「講古佬」去講羅生門故事一樣，去比較誰也說服不了誰的不同版本。在中美之間正爭拗得面紅耳熱之際，一向被視為浪漫化身的法國人，竟走出來說一個沒有誰對誰錯的大團圓結局版本，認為是因為衛星一部分脫落掉下，而另一部卻仍在翱翔天際，樂不思蜀。你道是匪夷所思嗎?他們卻說得頭頭是道，煞是動聽，反正沒有人可以飛上去看個究竟。

就是資訊發達如美國，大部分美國人到九十年代初，都只是知道自己的登月探險及穿梭機最威煌，大談未來人類如何建設太空城市，卻很少人知道，前蘇聯在解體前，太空站已是何等先進，太空人屢破長期在太空生活紀錄。美國人也是這般無知的原因就是，世界航天科技的領域，從來都是受大美國主義的霸權所支配，發射衛星科技的市場如是，環繞這些科學成就，不斷生產相應的科技迷思的宣傳體制亦然。

科技迷思和西方霸權，根本就是同一個事情。中國人力竭聲嘶要證明自己還是有把殘廢衛星留在天上半年的能力，真的以為就此可以打破大美國主義的霸權嗎？不再敢去挑戰科技迷思的宰制，反把自家的命運看成陰謀下的犧牲品。這除了能證明是蜉蝣撼樹，阿Q精神外，又能證明什麼？

說到底，美國旗有五十顆星，中國旗上只有五星， 還更只有一星獨大。看來中國人靠射火箭和爆核彈之類的扮老虎遊戲來反嚇，是無法趕走真正的大老虎的。倒反是氣功、巫術或粗口，可能才是炎黃子孫的絕門武器──為了讓「大救星」的光芒再照遍天地，讓我們一起發揚義和團以來的高尚愛國主義情操，齊聲詛咒他老美，給他滿天星星月亮太陽。

「星星寄意，願你老美在那天不得好死，盡『掉那星』！」

基本麻雀法 特別淫賤區

信報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　

香港一個電影工作者訪京團，日前在北京訪問，會見港澳辦主任魯平。訪問的目的雖是了解影人往大陸拍片的問題，但魯平見面中的說話，卻是針對九七後的創作自由。就如公式一樣，魯平照例是保證九七後創作自由不變，並言不但三級片可以照拍，就是四、五級電影，也本著一國兩制的精神，可按香港訂立的電檢條例自行決定。

一切按香港所訂的條例，似乎是照顧了香港人治理香港的需要，也符合他所謂的創作自由不受干預的宗旨。然而為什麼獨提三級，還要信口開河說什麼四級、五級？顯然，魯平先生心目中的創作自由，或正確的說，魯平先生認為你們(這班影人)心目中期望的創作自由，正是朝三四五級這些思路想下去，為了顯示一國兩制精神的「寬大」，於是大拍心口。

魯平這種對一國兩制精神的引伸，雖然有點貽笑大方，然而卻並非他老人家首創。早在十年前，鄧小平對訪京的大商家，也早就大談什麼「馬照跑、舞照跳」，一切生活方式不變，令此論傳頌一時。及至最近，據聞那個推廣基本法的組織，打算到大球場搞大騷宣傳基本法，也說要深入群眾。除了流行樂手之外，場景布置不乏大幅麻雀、洋酒的圖畫。看來若照魯平之說，三級影片海報既能印證一國兩制的精神，生活方式不變的話，大球場內也斷無欠奉三級艷照之理。有志到場的觀眾，或許應拭目以觀。

大陸人將香港看成一個聲色犬馬之地，可說其來有自。毛澤東時代所稱道一時的「偉大」功續，就是一手「解放」同樣「腐化墮落」的上海。香港在英人手裡，繼續為殖民地文化所「腐蝕」，從創造著一個「高級的社會主義文明」的中國眼中，香港便是一個可憐待救的小孩，只差偉大祖國何時南來解放。

鄧小平時代的來臨，毛澤東式的道德自大稍為減退。他至少肯承認，西方有可學習的科技和管理，並因此而稱許香港對中國四化的作用。然而，在文化意識上，生活價值上，卻始終認為社會主義才是優越文明存在的地方。否則就不會有八十年代中，幾乎是專針對香港輸進內地文化現象的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」。今日的魯平，當然沒有昔日「左王」那種道德聖潔者的口吻，但看官們會以為，他們心目中的道德階序，會有真正的不同嗎？

香港有自由，所以可以去拍三四級電影，正好證明了香港會享有「特區」才可享有的自由。中國在經濟上要有個特區，在道德上也要有個特區。一切中國大陸上不容許的事情，把它們塞到香港特區的名下，特許經營，說是體現一國兩制精神便可。於是，聲色犬馬黃賭毒，其實都可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，「香港形象」亦是按此而確立。這個「香港形象」，正好是今日中國政權樹立自己的「中國形象」之必要襯托。

以前，我們會以為，所謂殖民主義文化策略，在於強勢的文化要同化落後文化，對異民族的生活方式予以詆毀、貶抑，甚至摧殘消滅。不過，我們今日能看到愈來愈多的例子，說明殖民主義的文化宰制可以用其他方式實現。文化批評學者提出的「東方主義」理論(orientalism)，所說明的就是強勢文化(西方)如何為「東方」建立一系列文化定型(stereotype)的問題。透過這些定型，「東方」永遠只被看成是一種充滿「異國情調」(exoticism)的產物，相異而不相干。

處於這種帝國之眼凝視(gaze)底下的弱勢文化，根本沒有任何自我表達的可能，也被剝奪了讓人聆聽這些文化自己的聲音的機會。其結果就是閹除了弱勢者自己的主體性。

不過，這種文化過程卻絕非「西方」專有，而是一套具普遍性的邏輯。今日在香港，中國大陸已成為另一種隨英國殖民地主義退出後，另一個替代的強勢文化。這套大中華文化同樣要為香港定型，要為香港建立形象。百多年的香港，自然與中國大陸有著千差萬別，有不少已變成「異類」的東西。然而，一國兩制的目的，就是將異類放在一個距離之內，不致於使它們成為敵對的相異者，威脅自己的存在，並在這個前提上施以同化。嚮往自由是一種異類文化，聲色犬馬是另一種異類。新的大中華帝國之眼所採取的策略，就是將兩者等同－－也就是說，你們愛自由嘛，請放心拍三級；既可拍三級，不也就說明你們有自由囉！自由既只是這麼一回事，那於中共所意圖代表的大中華道德優越，又有何威脅呢？

今日中共上下級的大小幹部，又有多少不是用這種探尋「異國情調」的色迷迷眼光來對香港發生興趣呢？香港人可以拍西南少數民族的公開祼浴作為獵奇，大陸人到港的性旅遊(sex tour)也需要這樣一個異國文化的生產基地。由魯平鍾情於拍三級的自由，到基本法宣傳高舉麻雀洋酒的旗織，香港作為一個淫賤特區的形象得到了官方的認可，那自由就不再是說香港人自己有選擇哪一種生活方式的自由了。

百多年來，英國人自己也未能做到的，令香港文化生活定於一尊，將香港人打扮成一種道德上次等民族的「殖民主義事業」，看來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五星紅旗徐徐升起之際，就是它最終也成功的一刻了。

誰個留得青山在？

信報
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　

科幻小說一個常見的題材是，科學家發明了一種技術，讓昏迷了的人延續生命。等待若干年後，病人復甦了，他所見的世界卻已是物換星移、人面全非、彷如隔世。現實社會雖然還末有這種「長生術」，也末有這種技術所引致的社會道德困惑，但一種長期昏迷之後那種「恍若隔世」的感覺，仍然是有的。它出現在那坐了長牢的人身上。九一年剛出獄的劉山青，就是我們身邊可以體會這種感覺的人。

歷史，對於劉山青來說，在十年前的聖誕節開始，就已像停止了一樣。十年之後的聖誕，是一個適值蘇聯帝國正式瓦解的日子，六四也已經過了兩年多。他毫不知道，在六四之前，昋港的「營劉」活動是曾經怎樣的黯淡。

十年，十年的變化可真能令經歷其中的人感慨萬千，但十年的鐵窗，被(雖然絕不成功地)強迫幾乎停止的思想和觸覺，吊詭地卻使劉可以成為這十年歷史的一種「良心見證」。這十年，是鄧式路線由成功走向失敗的十年，也就是鄧式改革的承諾，由隱蔽走向暴露的十年，也是東歐蘇聯由衰弱以致徹底崩潰的十年。

沒有人可以斷稱(為了扣帽子還是什麼)劉山青是否一個所謂「托派」。但他的那種對斯大林主義的強烈批判，對鄧式資本主義路線批判的「托洛茨主義」分析方法有所共鳴，這也是不爭的事實。更且，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方法(又或者可以叫做意識形態)上的「分歧」，令得劉遭遇到這一段充滿反諷的歷史。正是那一點點的托派「淵源」，令得他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史上，能夠見證這段荒謬歷史的人物。

什麼是托派？打從斯大林派人行剌遠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開始，這個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產生巨大制衡力量的派別，就已經在共產陣營中遭受長期死刑的宣判。中共自從陳獨秀以「托派」罪名被鬥下來之後，「托派」也成了一種萬劫不復的死罪，一種全新的「莫須有」，中蘇共的官僚對托派恨之切骨的主要原因，因為他們是「左派中之左派」，是真正有潛力去挑戰官僚所壟斷的革命術語，把這些革的能量轉化為革官僚的命的一種政治方向。所以不論是哪一個共產官僚集團，都視「托派」為心腹大患，並以此作為劃分朋友敵人的最嚴格標尺。

諷剌的是，正因為這個原因，香港的民主運動「托派」及其一切類同物體，一開始就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。又或者說，歷史已漸漸將種恐懼發展成一種「文化」 。沒有人以為這種傳統習慣勢力，夠膽公開辯論，但幕後小動作，卻一次又一次行使這種排斥異見的手段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歷史總是一次又一次證明這些現實政治上有如「生人勿近」的、「偏激」的分析最終可能僅是最接近實況。

十年前身體力行支援鄧派所要努力撲滅的「北京之春」民主運動的劉山青，一如當時在這歷史轉折期犧牲掉的魏京生、王希哲、何求一樣，對四人幫倒台後的鄧小平，絲毫不寄任何幻想。歷史結果證明了，更大的民眾不滿、社會動盪，是在鄧的開放改革下發生。如果說歷史中人真能從歷史吸取教訓的話，那香港主流民主派，在八十年代初那種對鄧小平及其路線的一廂情願態度，實要對劉山青式的悲劇負上一定的歷史責任。除了良知上的一種自責，主流派更要認真自省民主運動出了什麼題。

劉山青是七十年代學運一代影響下的人，七十年代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爭議的年代。小小的學運圈培養了香港第一代的本土民運領袖。他們明白什麼是政治，什麼是思想分歧。對托派分析方法上的僵化、教條，處事作風上的空想主義，大抵對不少領袖級的人來說，已是沉悶、煩燥的象徵。主流派更也許以為，比托派「溫和」、「沉實」、「穩健」的政治作風、更為現實主義的態度，可以在「反共」而又不「極端反共」之間走鋼絲，可以在遠離這些「政治愛滋」之餘，有自已的政治「地位」。對於這些主流派領袖來說，「政治智慧」就是－我比你們高明，我明白那裡是可行到的底線。正是這種「高明」，這種自以為了解「現實」的「現實主義」，使民主運動喪失了內部批評的機制、使民主運動慢慢變得非意識形態化，例行公事化，使民主運動在不同時期都像只是為當權者的政分界線做註腳，甚至身體力行做了排斥、孤立異已力量的間接工具。

現實主義的政治安島真的如此安全嗎？十年前，「營劉」運動開始時小心翼翼靠邊站的民運領袖，以中英談判，港人治港、基本法為政治安全底線，「以港為先」 ，遠離「危險」的中國政治，遠離托派，遠離北京之春。十年後，這些人「安全」到哪裡？他們的政治生命安全過渡九七嗎？

托派數十年雖流於空喊，卻也曾不遺力餘力地批判過的蘇聯斯大林體制，結果也崩潰掉；六四前夕，海外爭取釋放政治犯運動中「四五行動」的「取消一黨專政」口號今日也嫌落伍；劉山青入獄前已不以為然的鄧式改革今天猶在；港台海外的親建制力量又興起一場新的鄧小平崇拜。歷史在這十年的變化大得令人驚訝。沉醉在官式「你也可締造歷史」的人，需要的可能是一種像十年牢獄生涯般的歷史距離感，才能洞悉和理解這一切。

不管你同意與否，托派的意識形態盲點(一如其他民主派的盲點)是亟需要意識形態層次上的爭辯來釐清的。捨此之外的放冷箭和扣帽子，一如陳昌、梁耀忠等在上次選舉中受的「政治質詢」，都是不道德、非理性的－一如十年之後，劉山青才得到民主派人士的「同情」和「支持」一樣。　

若乃盛唐 魏徵何覓

信報

本年度香港教育及文化界最大的醜聞，莫如黃星華署長的二十年內歷史不作定論，於是不習不考之說。然而，看官不要以為「史盲」只是對眼前的歷史視而不見，其實無論古史還是今史，又有在什麼時候，不被剪裁濫用、消費褻瀆？因為所謂「歷史」並非死人說話，「歷史」對現存活人的作用，還在於提供一個想象的投射，扭曲地述說人們的慾望和幻想。

最近一些明確將「回歸」放在「民主」之上的舊民主回歸論者，都以回歸中國歷史的策略，來為「回歸中共」路線說項。他們不約而同地，先後都以「唐」代作為其論述的參照。人說中共近年的貪污腐敗類近晚清，一論者辯說中共還未如國民黨中國和馬可斯菲律賓的嚴重，反說像是唐代「新局面」的開始。而「民促聯」一份特刊內，一位老牌的本地社會主義者，更苦口婆心地說不應追求民主的「最大化」，原因是「中國人民受苦太久了」，應該避免腥風血雨，以邁向「盛唐」境界。

近年中國建築在貪污之上的繁榮，是為世所目睹，任何人想擁抱這「繁榮」，在這「繁榮」中漁利，就儘管去做可也。要為這環球資本主義發展長波下浪的「例外」貼上什麼諸如「小平盛世」的標籤，也悉隨尊便，可就不應拉出什麼「古人」來作秀。中國數千年歷史，盛世何只唐朝，清初「康嘉乾」之隆盛，人所稱道；明代「資本主義萌芽」，商品經濟發達，又何非盛世？與今日萬國資本奔臨，更多類像，為何獨愛「盛唐」？以唐來比喻一個經濟繁榮，但民主不能「最大化」的今日中國，簡直就是不倫不類。

無獨有偶，大史家錢穆亦深愛盛唐，不過其原因與民主回歸論者卻剛好相反。如果我們暫且接受民主是要符合所謂國情、歷史的說法，那根據錢穆，唐朝之盛正好是因為它是中國古代最民主、最開放的年代。貞觀之治的最大特色是明確分立中書、尚書、門下等三省制的各自職權。當時權力制衡的概念，直逼今日西方的「三權分立」觀念。往後宋明清各代，絕對皇權才漸次建立，並以近代黨國機器的建立為其濫觴。今日中共嚴守一黨專政，力拒政治改革，與唐代又何只相去萬里？

說到思想開放，魏晉時傳入中國之佛學，在唐始大盛，一改漢的獨尊儒術，成為中國歷史罕見的思想解放時期，文化昌盛。其前提正就是放棄如「四項堅持」一類的文化專制，具備包容各方的勢態，緩解「夷夏之防」的概念，這又豈是今日以民族主義至上的回歸論者可同日而語？將今日中共的處境附會為正踏上邁向「盛唐」之路者，要回答的問題就是：沒有政治改革，文化開放，今日中共政權究竟具備什麼可與盛唐相比？還只是信口開河，穿鏧附會，以裝點其漢唐中心的大中華沙文主義！

唐朝是否真如錢穆所說的一個烏托邦，本是史家可議之事，但唐朝之盛本身就難避腥風血雨。所謂唐的宏圖盛世，正好就是建築在血流成河的縱橫殺戮，南征北討之上，盛唐就是以「武功」之盛而名揚後世。「盛唐意識」所埋藏的，就正好是中國人歷久以來的帝國主義衝動。今日所謂悲中國人民受苦太久，所謂汲取俄羅斯經驗教訓者，大抵就是害怕「失去一個帝國的恐懼」而已。近代國族主義無一不具有一種「被屈情結」。將本國人民沒有民主，都統統算到老外頭上，說是「外國」的帝國主義造成，然後樹立一個先使本國強盛，然後建設一個「更文明」的帝國作為人民的幻想，這本就是一個已跨越國界的國族主義邏輯的產物。由納粹德國，到今日的塞爾維亞，以至伊拉克的候賽因，又有那一個不在塑造自己的「盛唐」，自己的「羅馬帝國」？

往者已矣，無論是李世民還是杜甫，都不會再起來爭辯唐朝是非、政治得失，爭辯的只是現存的人，為的只是現存的政治。而任何政治，都需要想像力，今日可悲者只是想像力之貧乏而已。無論你是習政治經濟學還是務實營商，都不會不知道，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全球秩序正翻天覆地地重組的年代，但我們這些「民族衛士」的視野和價值，竟然不是立根眼前的政經現實和未來的變遷動態，不是關切在「後現代」背景的分崩離析下，人的價值何存，反而寄夢於千多年前的封建皇朝意象，能不令人擲筆三嘆？

「歷史」的修辭總是有著一個夢的結構，而夢裡難以避免的，就是慾望只能透過被錯置(misplaced)的隱喻符號才能顯現和流通。「盛唐」作為一個錯置著的符號，恰好就指向著一些與我們的民族主義者原意相反的意義。因為假如中國人只能以唐作為盛世的最高典範，是否意味中國只有在李世民這類血系實乃「雜種」一名的統治者治下才有繁榮的希望？那今日回歸派的民族主義者對彭定康的痛恨又有何必要？

錯置的比喻同時意味有選擇性的閱讀，當今人是將「民主」和「盛世」對立起來來看唐史之時，他們正遺忘了初唐精明的治理，正是有賴臣僕忠耿的諫議。魏徵、褚遂良等的犯顏諫諍，離不開對真理和價值的執著精神。諫議並非民主，但看現在持諫議之職者，如港事顧問之類，似乎就連魏徵也不如，否則為什麼說到尾，都只是勸人民低頭認識中共垮不了的「現實」？

唐太宗嘗謂：「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，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，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。」看來，今日以盛唐朝臣自居的，反更似導引唐室中衰的宦官、外戚，他們以「古」招搖，持的只是一面自照的照妖鏡，或者「後現代」光怪陸離的哈哈鏡而已！

誰的價值？誰的城市？

信報

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引述外長錢其琛表示，港澳對大陸的價值在於其經濟價值。如果將香港變成政治城巿，便會失去價值。中國官員對港澳政策的表白，以這次最為徹底，亦以這次最為露骨、毫無掩飾，以至不知羞恥。

不會太善忘的香港人，難道會忘記了八二年收回香港的決定？中共信誓旦旦的曾經聲稱，那是基於要終結三條不平等條約的「國恥」，是基於據聞是神聖偉大的民族使命。有誰會認為，這個不是徹頭徹尾的「政治」決定？又有誰曾經聽說，收回香港是因為這城市的經濟價值？

我們中間，的確曾經有那麼的一代人，為著這個光榮歷史時刻而興奮。因為在過去殖民統治的悠長歲月裏，他們曾經日夜企盼，能夠結朿這個醜陋、剝削、吸血而又罪惡的殖民主義統治。他們曾想過，最重要的是讓這塊土地上的居民，有一個天經地義，理所當然的中國人身份。是好是歹，是吃粥還是吃飯，也不要當一個沒有國籍的二等公民。這些想法曾被稱為「愛國情操」。但這些情操，卻長久地被殖民體制、功利社會、經濟至上的小市民奴才心態所擠壓。四九以來，團結在左派組織的群眾都是這麼想。其實他們也算不上是甚麼政治信仰上的左派，倒是熱切希望擺脫殖民統治，期望當個堂堂正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者。

世界上，這樣熱切地想當中國人的多的是，不是所有都在香港。歷代因各種原因移居海外的華人，在不同時代，都有不少人曾夢想終有一日，可以獲取一個與他們的炎黃血脈相稱的中國人身份。不過，今日中國雖然強大了，但要當一個「中國人」，卻不是那麼自然而然的一回事。

就在早一輪人人談奧運，說什麼北京爭辨奧運，已使海內外中國人團結一致，跨越政治界限，為民蔟光榮而同心協力的同時，數千個早年移居越南，後因中越戰爭而回流中國的華僑難民，卻被寄居地北海歧視排斥，甚至拆屋。他們於是偷渡香港。可是，他們旋即被視為非法入境者而遺送回大陸。他們表示，他們在大陸既不被中國視為中國人，返越南也不會被越南視為越南人，香港當然更不歡迎他們。對他們來說，當一個中國人，享有中國的公民權，是那麼困難的一件事。什麼血緣、文化、語言、傳統、什麼「血濃於水」的感情，通通要在現實的面前靠邊站。而「現實」就是，他們沒有一個城市，沒有一個對中國「有價值的城市」。

香港的愛國人士，或者有那麼半點真正發自內心的民族感情的人士，請你們仔細的想想，若非百多年殖民主義壓搾底下流出的血汗，使你們（或我們）都身上沾滿了銅臭味，你今日那股濃得化不開來的「愛國情懷」可以往哪裏投放？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討論，爭辯「我要愛國？但國家愛不愛我？」然而很清楚的是，就算國家表明了愛我，要問的還有：「國家愛我的甚麼？」

近日預委會文化小組大談九七回歸後的文化政策，說要改獻變教育文化領域上的殖民主義色彩、檢討重英輕中的政策。中國歷史和香港歷史的教育，遲早要成為檢討的重心。到時在消除殖民主義色彩後的歷史教科書中，是怎樣講述這段殖民主義壓榨，卻又製造了這個「有價值」的經濟城巿的歷史呢？又會不會如實地收錄這段錢其深、魯平的肺腑之言，對港情國情的最忠實描述呢？

近日開始有所謂談論「文化回歸」的課題。如果這項饒有意義的工作，不只是要來為政權轉移敲鑼打鼓，湊湊熱鬧的話，第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，恐怕應是如何恢復在殖民主義底下，重建人們喪失了的自主人格。掃除依附心態，亦即那種甘心在殖民者的操縱、控制及庇蔭下當奴才、工具的性格。我們仔細留意就會發覺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，是如何在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下，可悲地浸透了那種自甘充當工具（特別是搵錢工具）的奴才性格。九七年所開展的「文化回歸」歷程，又是不是這種被殖民者性格的終結，讓人有尊嚴地當一個地方公民的日子開始呢？

其實按照魯平及錢其琛的邏輯，香港的可貴地方，簡單地就因為它是一塊殖民地。歷史上任何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，在考慮它會否保有一塊殖民地時，最重要的，有時甚至是惟一的考慮就是，它對我有什麼經濟價值，有什麼可以榨取和利用的資源，箇中那會有什麼道義和歷史包袱存在？香港在殖民地體制下成為「有價值」的經濟城巿，而在中共眼中（比英國人自己更相信），這經濟城巿只會在封閉的殖民地式體制下才能維持下去，所以中共才會竭力繼續去「保持殖民體制五十年不變」。

事實上，中國有機會去管治一塊殖民地，可能是所有常發「富強夢」的中國人的想望。無論官方還是反對派，不是有論調認為，中國近代發展不了資本主義，享受不了現代文明，是因為中國缺少了「帝國主義階段」嗎？今日中國在香港進行「殖民主義補課」，可說是千載難逢了。

想起北海的華僑難民，覺得香港人是幸運得多了。至少法國殖民者就比英國殖民地不濟，竟然敵不過胡志明的革命，讓法國殖民主義早夭，不能讓那裏的華僑去擁有一個「有價值」的經濟城巿。香港的巿民，不用耗費三代的辛勞，卻在這裏享有見證「歷史使命」的光榮，還更不用申請，就自動享有中國公民的國籍，更加有中央所謂決心保護這裏繼續繁榮安定的祝禱。不過前提是，被殖民者要明白自己所擁有的是一個被殖民者的身份。自主獨立的人格，是和你們無緣的。

香港的上一代，胼手胝足創造了一個讓大家可以生活下去的家園。然而在殖民主義底下，我們只知道，這個不是我們的城巿，它的存在只有賴於對英帝國的價值。但是，我們的下一代，五十年後可能仍然要問，我們的生活，我們依據的價值，究竟是對誰的價值？我們的城巿，究竟又是誰的城巿？

我愛解放軍

----給建軍節的「胡說八道」

信報
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

世間能夠一鳴而能驚人的人和事不多，近日李福善的「下車有理」宏論是一例，十年前老鄧親自破口大罵耿／、黃華「胡說八道」又是一例。不過，李福善一語，當能令很多人從此汲取教訓，知所選取，然而老鄧力斥的那種對人民解放軍駐紮香港問題的胡說八道，胡言亂語，卻不見收歛。最近解放軍進駐鬧市的問題又成為焦點，然而輿論上所見的，卻盡是胡說八道。

胡說八道之一，是中共軍方大員自己說的理據，說什麼駐軍是「主權的象徵」或者「主權的體現」，又說「英國人現在駐那裏，我們就駐那裏。」這些話聽來好像很合理，其實是一派胡言，又或者有心誤導。

「主權」(sovereignty)一辭，本來自近代西方，指絕對及至高的權威。西方古來的政治秩序依靠習俗、神示，近世則以為權力委實來自俗世的政治社群。馬基亞維里等提出權力來源的新觀點，認為最高權力是在一個俗世的體制，亦即「國家」手中。而國家乃高於人民，與人民有別，因此君主擁有國家的至高權力，可以運用各種權謀手段，不用聽從道德、宗教的權威，例如教士的支配。後來洛克和盧梭等針對這種君權至上之論，分別發展出契約學說和人民主權說，在理論上將國家政權與人民及社會之隔閡和對立消除。權力來自人民，主權亦來自由人民組成的社會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寫明一切權力屬於人民，是採人民主權說。人民主權透過法律和國家權力機關去被體現和執行。然而，憲法卻從來沒有「軍隊是主權的象徵」這樣的條目。談「主權」而不談權力來源和如何行使，反而抽象的談「象徵」符號，主權的神聖地位何存？

所謂主權象徵，不外乎國旗、國微、國歌之類的象徵物，從來沒有人會將真槍實彈的軍隊視同象徵物，一如紙老虎、紙警察一類單靠嚇唬人的東西。胡說八道之談，又可見其一。派軍隊駐防的權力當然是主權的一部分，但把和平時期不駐軍鬧市看成等同於「主權不能體現」，這簡直就是指鹿為馬，選輯上犯駁。說到底，軍隊象徵主權並無憲法根據，又沒有學理根據。事實上，將人民解放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拖在一起更是違反中共政策。因為至今為止，中共都在強調「黨指揮槍」，解放軍明顯是黨的工具，軍隊國家化的主張有人提過，是一項政治改革的內容，但為中共多番否決，已成禁忌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條文，亦只泛泛而談「武裝力量」，很小心地一條也沒有用「人民解放軍」之名(序言裏只是為人民解放軍作歷史回溯)，足見解放軍根本沒有正式的憲法地位，何來象徵、體現主權之說？

除非，這裏所說的主權，根本就不是憲法所說的人民主權，而是老毛所說的「槍桿子出政權」的「政權」，又或是錯讀了「為『主』之『權』」為「主權」──肯定的，解放軍駐中環所體現的，只是共黨政權的「為主之權」，絕非人民主權。

胡說八道之二是那些一意要維持「中港和諧」局面的鄉愿之士，他們獻計說：駐軍市區可以，但事情「敏感」，駐軍不宜「高調」。此話說來，其實是要解放軍戰士閃閃縮縮做人，那何來真正的軍民和諧？其實要軍隊和人民打成一片，發揮「軍民魚水一家親」精神，才是治本之道。方法不外乎將軍隊「社會化」(在香港即是「資本化」「娛樂化」)，或者反過來說將社會「軍事化」(regimentation)。如何實行？列寧當年有全民皆兵的理想，但現今恐已落伍。不過，廣州電視台最近聯同解放軍，安排舉辦軍事遊戲比賽，將一些兵員像馬匹般起綽號互相射擊，比賽還接受投注，猜誰勝誰負，此活動一時震動羊城。八九距今雖有四年，但廣州市民忘記六四者已逾十九，想亦與此有關。如果真要將中港關係，未來軍民關係搞好，將軍事融入港人的生活、娛樂中去，例如由(歡樂今宵)接手轉播上述賽事，馬會協辦場外投注，馬迷刨馬經之餘可以刨這些「殺敵遊戲經」，再加上宣傳要香港警察嚴守「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」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，改善解放軍形像，日後更將有殖民色彩的童軍組織，少年警訊改為「童子解放軍」一類深入民間的半軍事組織，中港和諧才有保證。何必捨正路而弗由，叫戰士們龜縮軍營，不能堂堂正正？

胡說八道之三是出自民主派人士之口，他們竟也附會說軍隊駐市區令「市民不安」。我想問，這是那碼子的「民主運動」策略？從來，民主的目標都是要去揭露權力的壓迫，改革權力機制。隱蔽的權力是最難抗拒，最殺人於無形的。六四後市民熱情急速退卻，是因為香港不是前線，衝擊香港警察，與北京市民去擋軍車，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。幻想於是來了，民主派帶導香港市民產生幻覺，以為香港警方和政府是站在同情民運這一邊。然而，當民運轉入低潮，政權機器收拾局面的本性顯現，於是就發生國慶酒會事件，及前學聯成員新華社前被捕等事件，中英權力勾結才赤裸裸出現。九七後，軍隊駐守港督府立法局門外，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，不就更坦白無誤，令市民更清醒了嗎？為甚麼民主派反而要獻計去掩飾真相呢？退一萬步說，如果立法局大樓由解放軍戰士把守，但言論自由仍在，司徒華在局內仍可放言批評中港政府及領導人，而無追究言責的恐懼，說完了出來和戰士們還可握手、拍照，那不是一國兩制的最真正考驗是什麼？怎有令人不安之慮呢？

從上可見，無論你的立場如何，都斷沒理由在駐軍問題上說三道四。他們胡說八道，只反映出他們其實都不知自己想的是什麼，是患了連弗洛依德也會驚奇的「集體壓抑」症。

再說明白點，收回主權而不駐軍，形同結婚而不洞房；駐軍而不「高調」，等於洞房而不洩。天下豈有此怪事？其實駐軍市區並非「敏感」之事，而是「性感」之事。九七年七月一日拂曉，解放軍由羅湖挺進，直插中環，海空軍左右環抱登陸。在移交政權大典上戰士的禮炮連珠爆發，國旗豎起。在那個令你血脈賁張，張張揚揚地行周公之禮的日子，又有誰個不會／不敢感動興奮得熱淚盈眶／同聲一哭呢？為了親吻這歷史／性高潮，我要高叫一聲：我愛解放軍！

共和千古，小平萬歲

信報

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　星期日

行政局議員陳坤耀在日本談到，鄧小平在九七之前逝世，香港所受衝擊會較小。而在九七或之後才逝世，香港所受衝擊會較大。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昨日為此大為憤怒，指陳氏言論「不三不四」，「作為行政局議員，發表這些這論……很無聊」云云。可見雖然陳坤耀後來大力澄清這是報道者「斷章取義」，然而中方並不接受，張氏的大罵，看來會只是一波新的言文批判攻勢的開始。以說三道四，八卦揶揄為特色的香港政壇和輿論界，又會有一番熱鬧。

其實，鄧小平要到什麼時候才肯仙遊去見馬克思，不是我們所能確定。但是他甚麼時候死會對香港有什麼衝擊，卻是一個「事實」的問題。陳坤耀之言其實絕無新意，香港不少寫稿子的寫過，打電話到電台訴心聲的，更把這個談成一個濫調。茶餘飯後、酒席飯桌間，幾乎會說一點政治的，都不會覺得陳氏之言，是出自甚麼真知卓見，驚人之論。鄧小平「早死好過遲死」，雖然未至是一項事實，至少是一項對事實的判斷，雖然不應妄稱為「共識」，也至少是一種意見。談事實，講意見，是自由社會的基石，然而這卻難以見容於張氏所代表的中方。香港言論自由的前景，可思泰半。

或謂陳坤耀身份特殊，作為行政局一分子，言談應有分寸。外交上不同政府之間，鮮有就他國首腦、政要等高級官員的生死壽數，私德隱行等說三道四的，這點確有道理。但問題是中方從來沒有承認立法局，行政局的地位，從來中方都只是「按照」殖民地文件所指，兩局只是港督的私人諮詢機構，談不上憲政地位。兩局意見，中方從不承認，一向就當是透明。陳坤耀對政改的意見，中方視之為「私人意見」，但張浚生對陳氏「咒」鄧死之言，卻又耿耿於懷。是中方改變了對行政局地位的看法，還是一些「意見」要高度重視，另一些卻可置諸不理呢？

中方對一些「私人意見」，可以如此大發雷霆。觀乎其理據，是謂對一個年屆九十的老人「不敬」。但此人既無正式黨政高職，所以絕對談不上外交禮節上的冒犯，除非中共認為鄧就是超越憲法，國體的國家象徵，如國旗、國歌一類，不得褻瀆，就猶如英女皇在香港的地位。然而，在英國殖民地，侮辱女皇，罪可至叛國，張氏今天的「憤慨」。大抵是恨基本法的「叛國、顛覆條款」還未落實，只能罵之「無聊」。否則九七後算舊賬下，陳氏今天之言大有可能被控「叛國」。「不三不四」事小，「人頭落地」事大。「國家象徵」在前，「私人意見」就要
讓路。這就是張浚生批陳的最重要訊息。

如果鄧小平「早死好過遲死」是「無聊」之說，那麼「正經」之說是什麼呢？是「遲死好過早死」嗎？遲到什麼時候才算遲呢？我願鄧小平一九九九年死，這樣就不「無聊」嗎？還是應說，我希望鄧小平活到一百歲？那麼說鄧小平二００四年死就可以吧？聽來也不覺尊重之意多了幾分。因為反正都是有人拿鄧的死期做文章，開玩笑。唯一的正確選擇，就是不談。無論是經濟預測，社會分析，投資指南，社會科學研究......也不應談，及不能談這個。因為談就是不敬，是不三不四----這叫做「忌諱」。中國歷代皇朝的忌諱可謂洋洋大觀。皇帝姓朱，百姓姓朱的甚至可能要改姓馬。皇帝的死期，甚至已死的訊息，往往都是朝廷，民間的大忌，聽都有罪，遑論可以公開散播，研究討論。

陳坤耀教授長經濟和社會科學的分析，指點亞太地區的經濟社會研究計劃。鄧的死期想只是研究時一個可供分析的「變項」（variable）。不過，既然九七將近，談鄧的死期是一項「忌諱」，研究者就要找個代號。而既然「早死」、「遲死」是忌諱，日期年數是忌諱，相信餘下可談的就只有「萬歲」這個字。死期以後可改為「萬歲期」。談鄧不能談死，開口就應是「萬歲、萬萬歲」。「鄧萬歲」之名應是最為貼切的了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有「共和國」（Republic）之名，弄到今天竟諱言君壽，乎復何言？「萬歲」之名雖亦難保再遭「無聊」之輩以「不三不四」之話褻瀆，例如將「萬萬歲」讀成「慢慢衰」之類。不過，「慢衰」好過「早衰」（陽萎之忌可免），張浚生應可安懷。而對百姓來說，「遲死」總好過「不死」，又何用為一死介意呢？

　　　　

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

──香港「大限」在九五

經濟日報

中英十七輪談判還是了無結果，此文見報之日不知還有否下次開會日期，但無論談判繼續下去與否，其實香港政局已經到了轉折階段，我們並非身處十字街頭，因為不管怎樣，新的政治生活形態，已經在展開。談判如果繼續，甚或以有協議收場的話，那將意味著英國徹底將香港出賣。彭定康方案許諾的那一點裝點門面的民主也不能兌現，餘下那一些用來遮羞的所謂擴大選民基礎，及零碎的選舉改革，完全不可能抵上中英兩大政權重新合作，共謀管治，排斥異議所帶來的民主倒退。

談判破裂，中共因為剛愎自用而不給英方下台階，導致我行我素的結局下，不用說立法局已無復當日愚勇支持彭定康方案，就算有某點程度的民主政制可以施行，九五選舉亦不可能如九一選舉一樣，在那種公平、開放，無風無浪的情形下進行，原因很簡單：如果中共犯得爻和英國人決裂，亦聲言是因為不能容忍「仇中拒共」者過渡九七，那中共怎會容許九五選舉順利、開放地選出一大批令他日自己要親手拉下車的人入立法局，令自己尷尬。明一手當然是鋪天蓋地的政治污蔑和恫嚇，分化與離間，令民主黨派互相傾軋，潰不成軍，「激進」的帽子橫飛，誰個政治前途終結，誰個則與中方仍保持溝通渠道，誰個在抗共路上，愈走愈遠，成為民族敗類、親英狗賊、外國間諜、串同顛覆、破壞穩定……在尖銳的政治扣帽和白色恐怖的威嚇下，公正和受大眾支持的選舉，根本無法進行。暗的一手自然是靠中共的天然盟友，傳統和一的貫愛國力量--我們的「地下社會」，江湖中的八百勇士。黑道與白道齊來，為的就是要打擊英國「藉選舉將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陰謀」。這一切都不會留待九七--所以筆者會認為，無論談判結果如何，香港都要與港人曾相信的「美好舊日」說聲再會，而要面對一個只會更灰暗的明天，這條分隔線會以九五為界。

不過，如英諺所云：在每一片灰暗的烏雲背後總有光明的照射，在「九五大限」下，不會是一片末日圖景，在不同的意義下，過渡的完結，一定會帶來澄明之境，至少在人們的社會意識上，終局的到來將意味著幻想的破滅，受蒙蔽者會知所警醒。一個數十年來的困擾和迷惑將會打破，那就是這塊殖民地上的「民族主義」。

在這塊英國統治了百多年的殖民地上，民族意識是反抗者的希望。不要說戰前的反歧視壓迫事件，支援國內革命，以及抗日戰爭，民族主義都是反抗者的盟友。戰後英人的專利殖民統治未改，而經濟卻快速飛騰，資本家高度剝削，民怨漸起，在殖民地官商勾結鞏衛的體制下，反殖主義抬頭。

在七十年代的反殖運動中，既包含了上層開明派的自由民主主義，新興精英階層的福利改良思想，也包括理想派和基層直覺的民族主義感情，在這個反殖力量的陣營中，民族主義結果佔了上風。雖然在六七暴動中，民族主義受到挫敗，但在新一代精英階層中，卻以「國粹派」的抬頭，奠定民族主義在反殖運動中的地位。

以民族主義反殖，在七十年代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為「祖國」不單代表香港的「母體」，還是社會主義、平等正義的象徵。文革神話的破滅，也不致完全動搖對民族主義理想性格的信念。八十年代「民主回歸派」的形成，更是建基在對單純西式自由民主體制，及對殖民主義變種的「維持現狀論」的批判之上。「回歸」這個民族主義綱領，與「反殖」再次緊密結盟，並吸引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者和反抗者。

可是，民族主義作為本土反抗者的「精神資源」(moral resources)，卻隨著時日的推移而日益枯竭，民族主義愈來愈變成權貴的符號。原因有三：

一、民族主義的國家化、政權化，政權壟斷對民族主義的理解，「國族主義」取而代之，令民族主義失去反抗性格；

二、中國理想主義路線和形象破滅，社會主義中國在港比港英更主動受壟斷財團、商家巨賈的靠攏；

三、中國當政者在主權問題解決後，在治權問題上比原有殖民地政權更想保持香港的殖民主義政治、經濟體制，直接與本土反殖和追求民主的反抗者衝突。

八十年代，除卻改革者和理想派的異議和施加壓力外，香港權力集團的統治，在人們更深的，卻是無形的恐共情緒下，贏取了意識形態的霸權。任何重大的改革建議(特別是社會、民生方面的)，都受到排斥，但又不惹會來強烈的反抗，原因是民族主義政權對香港作的虛假的民主自治承諾(港人治港)，令大部分新進精英階層充滿幻想，不是放棄社會運動，就是以政黨政治來吸納社會運動，而到後期，「民族主義」，或「曾經民族主義」的「業績」，竟漸次成為親近權貴，保持「溝通」的本錢──民族主義的反抗性質，在這個殖民地社會，已面臨破產。

八九民運的民族主義激情，為上述的惡劣傾向作了強力的反彈。然而在面對中國無能為力感覺下，理想熱情迅速飛逝。當理想型的民族主義無奈地只是遙不可及的情況下，現實中的「民族主義」卻成人盡可夫的婊娘艷幟。羅德丞、范徐麗泰這些人在北京咬牙切齒的罵英國人的時候，民族主義的理想吸引力，還會剩下多少？

一年以來的中英談判，香港民間始則困惱，後則麻木，原因當然包括現實妥協心態抬頭，苟安意識主導因素，但不少則是因為有民族主義的情意結，生怕英國殖民者在搞鬼。民眾當中，疑惑情緒以廉價的反殖本能表達，大罵英國人，將保守意識一再推高。求民主以反殖的社會運動反抗者，逼得要全面反思過去信念支柱──民族主義。

這年裏頭逼出來的價值反思將不得不觸及體制的各環節。人們將認識到，過往以民族主義來反殖的做法，其實未深入到殖民主義的骨髓，僅殖民主義狹隘地視為膚色、種族的歧視，或者歷史的恩怨。但這年來揭露的那種依附權勢，道德意志薄弱等，與其說是國民性，不如說是殖民統治深入人心的後遺症。這種讓反抗精神泯滅殖民格局，絕非一日「回歸」就有解決希望。彭定康的政改風雲過後，九七管治後班子和政治格局的成形，同時會是將從前隱蔽的殖民體制，官商專權的面目，改造成露骨的「內部殖民」(internal colonialism)。

排除了民族主義情意結的干擾，後九五／九七香港人面對的，不可能是作勢的反英／反彭辭令，香港的反殖課題，才會更清楚的呈現。文化、意識、社會上殖民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關係才會直接暴露。香港歷史上反抗者與民族主義的最後探戈亦會終結。光明將會照射在這舞步休止的一刻。

對 "愛國青年學生" 的憑弔

----又見機場示威

信報

一九八二年中，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所謂香港前途問題還是不甚了了，一批資本家開始北上訪問，促請中國儘快處理香港問題，一些由文化界和學者組成的關注團體，如香港前景研究社、香港觀察社等，開始發表了一些前景模式的建議。「模式」的熱潮開始出現，各自提出什麼「中英再簽五十年約」、「中英共管」、「聯合國託管」、「租借」等……不一而足。在這些由香港精英分子共同研製的模式中，卻獨缺支持「收回主權」的方案。當時香港社會的保守氣氛，可以歸結為一個想法，就是「維持現狀」──而保持現狀的最根本保證就是，權力(包括主權，治權)盡可能不要交回中國。

八二年中，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，就是挾著這些香港「自發」表達的「民意」赴京，提出「三條中英條約有效論」──也就是說，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割讓地，香港前途安排要由此基礎開始，迫使中國接受諸如延續「新界租約」之類的安排。

「三有效」論一旦成立，香港的建制精英大可安心投資，「繁榮」可以持續，香港的保守共識將會如虎添翼，殖民體制會維持下去，如蝸牛的社會改革步伐只會更加放慢，香港人的民族認同將會更為淡薄，或至消失。在當時由建制派人士、老反共人士主導的「民意」格局當中，中共當局和本土新一代的社會改革者，幾乎沒有任何突破的缺口。戴卓爾夫人訪華，鄧小平面告收回香港主權的方針，回擊「三有效」論。但在香港的民情輿論中，幾乎是毫無反應。

正在此時，戴卓爾夫人訪京後連隨訪港，麻木的香港大眾，一如麻木的香港大專學生，並不感覺「三有效」論有何不妥，反正那些條約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。只是，有一小群「邊緣」的學生組識中人，基於一點點含糊的、承繼自七十年代學運的民族主義熱情，自發地發起了一場十人左右的「機場示威」。當時學生的慌亂和不成熟處，使他們到了機場也幾乎找不到戴卓爾夫人座駕的出口，更缺少為記者擺「甫士」的職業習慣。更怕港英無理鎮壓，親自向機場警署「報到」，給警方困住大半句鐘。直至夫人駕到，一瞬揚長而去，「打倒三條不平等條約」的紙板還未及舉起，抗議口號零星落索，後來只有一名在場記者趨前查問，翌日只有不過數十字，用放大鏡才找得到的報道。

兩日後，在各院校湊了不足三十人到立法局，向準備在那裡會見議員的戴太再度示威，聲勢竟不及另一批不知從那裡動員來「支持維持現狀」的老太公、老太婆。一班同學，慌慌張張，但總算給照了幾張照片─翌日只有文匯報小幅報道。

不過，再過兩日，形勢突然大變，大陸人民日報報道：「連日來香港各界及青年學生紛紛發起示威、集會、抗議，駁斥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論」(大意)，香港左派報章顯著轉載報道，並另加評論，大事誇獎香港青年的愛國傳統，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兒女......。」

「愛國青年學生」一出，「收回主權」就被大陸傳媒演繹為是受到本地「廣泛」支持的民族大義。鄧小平的偉大方針有了香港「民情」的基礎，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方案於是相繼出籠，當日「愛國青年學生」的「義舉」儼然成為典範，一直到談判、草簽，以致基本法的頒布。

八二年這群「愛國青年學生」的「過激」和「脫離群眾」雖受「左派」推崇，但在校園是不斷受到圍剿的。他們發覺，雖然自己自命是承繼著「火紅年代」的「認中關社」大原則，有批判性地支持民族回歸的立場，然而八十年代初的大專生，巳沒有多少個真正委身於這種共識。學生領袖雖然仍盤據學生組織週圍，緬懷過去學運的光輝歲月，以傳統承繼者自居，但入世、功利畢竟是學生的主流心態。「神聖」的民族立場，在前途問題的衝擊下，首次受到挑戰。中大以聯合書院政治行政系學生所信奉的「自由法理主義」作出的反擊最為強烈。在八三年，港大更牽起震動一時的「致戴信事件」。牽頭支持一國兩制，反對維持現狀的學生會，受到各種指責和反對，自由主義的反對浪潮，後來更釀成一種打破學生會當然入會制的求。同學說，「你們一小撮不代表我」！

不少這些激辯，是令人情緒投入的，正反的支持者大都是真誠的。而更有趣旳是，
就算來自學生組織外的反對派同學的圍攻是多麼激烈，學生組織的「民族認同」和要求「社會改革」(包括民主改革)的大方針，卻從來沒有被有效的否定掉。原因是這些以自由法理原則為名，卻與一般同學的功利、保守心態呼應的反對者，往往只有反對的原則，而無完備的反對綱領，更缺乏的是反對的決心(例如自組積極的反對派參選內閣)。其次，就是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，已慢慢學會耍官僚手段、玩程序－－也就是學曉(權謀上的)「政治」。

十一年過去了，學生組織的理想訴求沒有變，學生會和同學的關係沒有變，學生組織的少數先鋒領導模式也沒有變，反對學生會脫離同學的聲音，主要來自那一些學科的同學(如中大的聯合政政系)也竟沒有變，變的只是爭議的課題，只是外界的反應。

九三年四月，機場又有少數學生示威，今次不是接機而是送機，不是「迎擊」殖民主義者，而是「追擊」所謂「親中新貴」。十一年前罵學生支持的「民主治港」方案幼稚的傳媒評論，今次同樣罵學生幼稚過激。當日反共的「維持現狀派」的大旗，已由今日親共的「平穩過渡」論者承繼，只有「愛國青年學生」在文匯報、大公報蒸發掉，代之而起的，只是十數個「不知好歹、逆歷史潮流，受人操縱、滲透、別有用心，愛搞顛覆的」「滋事分子」。來自聯合書院山頭的反學生會之聲如樣重複，同學一樣罵這些學運分子脫離群眾......。歷史在重演，在重演。一切都是那麼熟悉，但一切又好像全沒意義。當日一馬當先支持回歸，受盡痛罵的，今天或明天可能是作為香港罪惡滿盈，妨阻統一大業的旗手而獲罪。

專上學聯在六四後出版了一本「我們在遺忘歷史」，對照國民黨在「反內戰」運動鎮壓學生的手法，及六四共產黨鎮壓學生的手法，發覺何其相像。又聽人說，當年南韓在街頭示威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學生，是光州暴動指揮鎮壓學生的同一班人－－歷史原來就是由諷刺寫成，歷史永遠是一種「重複」(repetition) 。尼采說這是一種難以承受的「永劫輪迴」(eternal recurrence)。

十多年來的香港學運還是走回到原來的起點，無論你用左的還是右的語言，都無法貫穿這條「愛國青年學生」由出現以至蒸發掉的歷史。八十年代的學生政治，不是(也同時是)左派或右派的興衰史，也沒有什麼是「風流雲散」掉。在寫不通(也活不通)的歷史面前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「抉擇」而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