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報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
現代政治學對「政治」的定義有上百個，但在香港流行的定義郤似乎只有一個，那就是「政治是妥協的藝術」。
德國大社會學家韋伯曾經在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」一文中，給政治家的處境，作過這樣的描述。他說：「誰要探索如何使自己的靈魂解脫，他人的靈魂得救，他不會在政治這條道上探索，因為政治有全然不同的任務－只能用暴力來解決的任務。」正因為韋伯認為政治活動最根本本質是用暴力來解決的問題，他陷入了一個難解的困惑，那就是政治和倫理的兩難。而身陷這種兩難境地的韋伯，提出了「信念倫理」和「責任倫理」這個二分法，以便疏解政治家的矛盾。
他認為信念倫理是一股一往無前的勇氣所驅使的道德感，但政治家不能單憑信念，而只能腳踏實地地衡量一切行動所帶來的各種後果，於是他所能秉持的，只能是「責任倫理」。也即是說，既要有「熱情」，也要有「責任感」和「判斷力」。「熱情是獻身於一項事業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，「責任就是在將政治當作一項志業時，重要的行動指南」，「判斷力就是沉靜地面對現實的能力，也就是對事對人的距離」。
「責任倫理」之說，可說是韋伯思想的精華，韋伯對狂熱信念以及那些單憑狂熱信念而投身政治之徒的貶抑，更是日後不少人大肆攻擊「政治極端主義」的口實。然而，「責任倫理」是否就等於妥協的藝術」呢？
在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」一文的另一些地方，我們看到了以下的論斷：「如果說行動應當有精神支柱的話，那麼「為某項事業服務」這樣的思想是絲毫少不得的。政治家為之追求權力、運用權力的事業該是什麼樣子，這是信仰問題。他可以為民族或為人類……為進步……為理念……或為日常生活的具體目標－不管是什麼，總要有一種信念。」「何處是政治得以棲身的道義場所？當然，最終必須在互相衝突的深刻的世界觀中進行選擇。」
韋伯強調了信念對政治的重要，最後更強調是選擇，說明了政治和政治家的深刻困惑，是來源自信念和現實的矛盾，以及信念和信念之間的矛盾。不幸的是，往後的政治和政治學，郤往往偏重了第一種矛盾，完全忘記了第二種矛盾。及至今日，我們的政治人物、政治學人物，瑯瑯上口的，竟然只是「政治等於妥協」。
如果說現實不可以避免的要剪裁信念，令信念符合現實，這還有一個道理，至少信念的持有者，仍然可以堅持信念，仍然得到敬重。但更不幸的是，當今之世，「現實」反已成了另一柄尚方寶劍，不但要令諸信念按它的樣子來剪裁，「現實」更成了最終和最高的審判者。政治家的標準，竟有人認為是要按能否認識「現實」來定奪，而政治家所做的，就僅僅是按「現實」有「技巧」、有「藝術」的行事。
政治變成了如何「認識」「現實」，而認識「現實」，和「現實」打交道又需要「技巧」，於是乎，政治家的任務端在於有沒有這種「認識現實的技巧」，甚至如一些人所云，在乎有沒有這種「資格」。政治等於政治「智慧」，等於「溝通技巧。中國人老愛談比較人的政治「眼光」和政治「遠見」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它就是判斷誰站在了進步－人民這一邊(也就是擁護中共現政權的路線)，還是站在反動派那一邊的標準。政治的問題，變成了「認識論」的問題。
知識分子角色突出
政治是「體會」、「學習」、「認識」的事情，四人幫時期是體會毛主席的遠大革命眼光，今日變成認識「國情」，認識百分之七耕地養活百分之二十世界人口的「不簡單的現實」，「認識」一國兩制的奧妙，「學習」基本法。政治對於中國人來說，是「曉不曉得」的事，絻不可能是你相信什麼，抱什麼信念的事。由於政治已變成學習和認識，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更為突出，知識分子作為聖旨和神諭的先知，站在講台上，就成了領袖的化身。學術的問題，再已不是如何幫助人面對在相衝突的諸般價值作出抉擇的問題，而僅僅是指出「現實」、「揣摩現實後的報告」，因為知識分子忙爻去做的，是要當個時代的「先知」。
在學術和學者職責的問題，韋伯在另一篇「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」的文章中，恰恰又指出了學術為政治所吸納和駕馭後的困境，這種困境可以是學者過分地熱衷參與政治，「利用學生為了前程只得去聽課，沒有批判反對自己的人生在場的局面……用個人的政治觀點來塑造學生」，也可以是一個在當今巳脫魅(disenchanted)的科技主宰世界下，青年學生想「在教授身上尋找不同於站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人的東西－他們要的是一位領袖，而不是一位教師」這趨向所造。可是在我們中間，學人的角色往往是一種更壞的情況，因為我們的學者不但不是去灌輸自己的政治價值觀，而是在討論政治的時候，力圖排拆價值、迴避選擇，倒是去依仗「現實」，狐假虎威。
韋伯對於中國的教師的看法是，「他首要任務就是，教他的學生承認不愉快的事實，也即是不符合自己的立場觀點」。因為只有這樣，他才可以迫使人「說明自己所作所為的最終極意義」，而釐清這種由相衝突的諸種終極意義所帶來的，便是了解到人「作出抉擇的必要性」。今日的學者，特別是那些關心政治的學者，所欠的可能是讓人面對不愉快事實的勇氣，和作出抉擇的必要。韋伯云：「事實上任何行動，特別是政治行動都有悲劇的成分。」我們要的是「認識現實」的歡悅，還是在悲劇前面作抉擇的勇氣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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