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報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香港一個電影工作者訪京團，日前在北京訪問，會見港澳辦主任魯平。訪問的目的雖是了解影人往大陸拍片的問題，但魯平見面中的說話，卻是針對九七後的創作自由。就如公式一樣，魯平照例是保證九七後創作自由不變，並言不但三級片可以照拍，就是四、五級電影，也本著一國兩制的精神，可按香港訂立的電檢條例自行決定。
一切按香港所訂的條例，似乎是照顧了香港人治理香港的需要，也符合他所謂的創作自由不受干預的宗旨。然而為什麼獨提三級，還要信口開河說什麼四級、五級？顯然，魯平先生心目中的創作自由，或正確的說，魯平先生認為你們(這班影人)心目中期望的創作自由，正是朝三四五級這些思路想下去，為了顯示一國兩制精神的「寬大」，於是大拍心口。
魯平這種對一國兩制精神的引伸，雖然有點貽笑大方，然而卻並非他老人家首創。早在十年前，鄧小平對訪京的大商家，也早就大談什麼「馬照跑、舞照跳」，一切生活方式不變，令此論傳頌一時。及至最近，據聞那個推廣基本法的組織，打算到大球場搞大騷宣傳基本法，也說要深入群眾。除了流行樂手之外，場景布置不乏大幅麻雀、洋酒的圖畫。看來若照魯平之說，三級影片海報既能印證一國兩制的精神，生活方式不變的話，大球場內也斷無欠奉三級艷照之理。有志到場的觀眾，或許應拭目以觀。
大陸人將香港看成一個聲色犬馬之地，可說其來有自。毛澤東時代所稱道一時的「偉大」功續，就是一手「解放」同樣「腐化墮落」的上海。香港在英人手裡，繼續為殖民地文化所「腐蝕」，從創造著一個「高級的社會主義文明」的中國眼中，香港便是一個可憐待救的小孩，只差偉大祖國何時南來解放。
鄧小平時代的來臨，毛澤東式的道德自大稍為減退。他至少肯承認，西方有可學習的科技和管理，並因此而稱許香港對中國四化的作用。然而，在文化意識上，生活價值上，卻始終認為社會主義才是優越文明存在的地方。否則就不會有八十年代中，幾乎是專針對香港輸進內地文化現象的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」。今日的魯平，當然沒有昔日「左王」那種道德聖潔者的口吻，但看官們會以為，他們心目中的道德階序，會有真正的不同嗎？
香港有自由，所以可以去拍三四級電影，正好證明了香港會享有「特區」才可享有的自由。中國在經濟上要有個特區，在道德上也要有個特區。一切中國大陸上不容許的事情，把它們塞到香港特區的名下，特許經營，說是體現一國兩制精神便可。於是，聲色犬馬黃賭毒，其實都可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，「香港形象」亦是按此而確立。這個「香港形象」，正好是今日中國政權樹立自己的「中國形象」之必要襯托。
以前，我們會以為，所謂殖民主義文化策略，在於強勢的文化要同化落後文化，對異民族的生活方式予以詆毀、貶抑，甚至摧殘消滅。不過，我們今日能看到愈來愈多的例子，說明殖民主義的文化宰制可以用其他方式實現。文化批評學者提出的「東方主義」理論(orientalism)，所說明的就是強勢文化(西方)如何為「東方」建立一系列文化定型(stereotype)的問題。透過這些定型，「東方」永遠只被看成是一種充滿「異國情調」(exoticism)的產物，相異而不相干。
處於這種帝國之眼凝視(gaze)底下的弱勢文化，根本沒有任何自我表達的可能，也被剝奪了讓人聆聽這些文化自己的聲音的機會。其結果就是閹除了弱勢者自己的主體性。
不過，這種文化過程卻絕非「西方」專有，而是一套具普遍性的邏輯。今日在香港，中國大陸已成為另一種隨英國殖民地主義退出後，另一個替代的強勢文化。這套大中華文化同樣要為香港定型，要為香港建立形象。百多年的香港，自然與中國大陸有著千差萬別，有不少已變成「異類」的東西。然而，一國兩制的目的，就是將異類放在一個距離之內，不致於使它們成為敵對的相異者，威脅自己的存在，並在這個前提上施以同化。嚮往自由是一種異類文化，聲色犬馬是另一種異類。新的大中華帝國之眼所採取的策略，就是將兩者等同－－也就是說，你們愛自由嘛，請放心拍三級；既可拍三級，不也就說明你們有自由囉！自由既只是這麼一回事，那於中共所意圖代表的大中華道德優越，又有何威脅呢？
今日中共上下級的大小幹部，又有多少不是用這種探尋「異國情調」的色迷迷眼光來對香港發生興趣呢？香港人可以拍西南少數民族的公開祼浴作為獵奇，大陸人到港的性旅遊(sex tour)也需要這樣一個異國文化的生產基地。由魯平鍾情於拍三級的自由，到基本法宣傳高舉麻雀洋酒的旗織，香港作為一個淫賤特區的形象得到了官方的認可，那自由就不再是說香港人自己有選擇哪一種生活方式的自由了。
百多年來，英國人自己也未能做到的，令香港文化生活定於一尊，將香港人打扮成一種道德上次等民族的「殖民主義事業」，看來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五星紅旗徐徐升起之際，就是它最終也成功的一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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